每年年初加拿大的智庫(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)都會發表一份調查,就是最高收入的100位CEO比對平均工資,近年的差距是210倍,即這位CEO在第一天上班,已經賺得一個工人平均一年的年薪。固然大的差距可以促進發奮圖強的上進心,但也會衍生仇富的情緒。
嬰兒潮和Y世代依從努力求學、工作,便可以實現擁有房屋和財產,過舒適生活的加拿大夢;Z世代卻發現世界變了,以往的方程式不再適用。大學畢業文憑泛濫,不見得是事業的保障,連比加拿大還歷史悠久的 Hudson Bay 公司也會倒閉,安省的大專教育要裁員一萬人、削減600項課程,房屋的價格雖然近日稍有下調,但不靠父母代付首期,恐怕也是難以圓夢。加拿大的經濟向來倚靠美國,特朗普的彈弓手關稅政策,令企業不敢大力投資,經濟衰退、失業率上升的現實近在眉睫。加拿大可有辦法堅持加拿大重視結果平等的傾向,不容貧富懸殊繼續擴大,讓下一代對生命重拾希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