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視精神健康問題

多倫多華人社工黃姑娘(化名)在安省的教育局工作,她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,日常要處理大量學生長期缺課的個案,她稱這些個案很複雜、很難處理,其中不少和精神健康有關係,疫情之後特別多。

「疫情之後學生缺課的個案大增。有些孩子出現焦慮症和憂鬱症,他們害怕面對需要社交的環境,有些年青人每當遇見到多人的地方(例如學校)就會有頭痛、心跳、作嘔、出汗、混身不舒服,不能集中精神等徵狀,結果會逃避上學。如果沒有適當的治療,這情況可以拖延很久,而父母的支持及對病情的理解很重要,有些父母帶孩子看醫生,由家庭醫生轉介去看精神科醫生,然後開始吃藥及接受心理輔導,結果慢慢可以回校上課,我見過不少這樣的例子。」
黃姑娘認為很多時精神健康的問題始於學生的青春期(大約六,七年級)黃姑娘曾處理過一個七年級女學生的個案,她成績本來不錯,但因為焦慮症和憂鬱症不願意上學,認定學校裏有人霸凌和批評她,但幸好媽媽聽從社工的提議,帶她去看家庭醫生,然後轉介精神科醫生,媽媽更帶孩子到病童醫院尋找心理輔導支援,結果孩子經過接受藥物治療及心理輔導,便開始願意回校上課了。「很多時華人父母對精神健康缺乏認識,所以不能接受孩子精神健康有問題的事實,害怕讓兒女接受藥物治療,其實作為家長應持開放態度去認識精神健康的病徵、原因及各方面的治療,在加拿大精神健康治療是很普通的事,我曾見過很多學生因為得到適當醫治可重新上學。」
黃姑娘亦承認構成學生不上學的原因是多方面及非常複雜,可以不單是精神健康的問題,與個人童年成長及家庭背景都息息相關,有時可能不是孩子單方面的問題,而是家人發生了問題,有個案是媽媽和爸爸離婚,媽媽因此患上憂鬱症,她早上起不了床,結果就讀小學的兒子在早上也不願意起床上學,也沒有媽媽帶她上學,於是天天留在家裏打遊戲機,當學校聯絡媽媽時,她只說:這樣的情況她自己也無能為力。
黃姑娘認為學校和學校社工對學生缺課的支援其實有很多限制,為了避免學生有缺課問題,黃姑娘提議家長平時應多與子女溝通,了解他們無論是在學習或社交上遇上的困難,如發覺子女有任何問題,盡早與學校老師及社工溝通去幫助他們,以防止他們用缺課來解決一些已有或潛在的問題,並且如果能夠在問題早期發現,很多時候都能比較容易找到解決的方案。 陳筱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