誰來照顧照顧者？

號角月報加拿大版 二零二五年十月

誰來照顧照顧者？

誰來照顧照顧者？

《家鎖》的作者是香港資深傳媒人譚蕙芸，她在90年代跟隨家人移民加拿大，畢業於多倫多大學，然後在二十多年前回流香港投身新聞界，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。然而，過去二十多年，每年當她從香港回加國探親時，身份隨即切換成家中小女兒；隨著父母老去，她更變成家中三人的照顧者，當面對「超越想像」，匪夷所思的家庭處境時，她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坦言「經常崩潰」。

譚蕙芸的一家無論從香港，或是加拿大華人的角度來看，都是一個安穩的中產家庭，循著戰後香港人打造社會精英的途徑拾級而上：父母通過努力，考入公立中學，然後再進入政府部門當公務員，直至退休，如今仍可享用「長糧」（長期退休金）；兩名子女中學就讀香港名校，在當年會考分別考取6A佳績，也在香港考上大學。然後，他們在90年代退休移民多倫多，住進3,000呎大屋，子女也入讀多倫多的大學。

譚蕙芸在香港擔任新聞記者多年

父母一直無可奈何地當上兒子的照顧者，用自己的方法與世隔絕地去照顧精神病患，直至兩老也分別在健康上出現問題—媽媽腦退化但沒有求醫；爸爸在疫情間突然中風，整個家庭終於崩倒下來，譚惠芸成為唯一的照顧者，從香港回來收拾殘局。「我們家裡有些錢，經濟能力OK，我們受的教育不錯，父母又不是對我們不好，我回去想解決問題，但那幾個月令我很震驚， 我覺得爸爸、媽媽和我哥的行為，完全超越我的想像，那是不是年老和生病就會這樣呢？他們的行為反應都很誇張，就是好像失去理性那樣。」

面對這樣的處境，譚蕙芸曾經幻想「以孝女回家拯救患病家人的純真思維」，更努力地服務家人，但父親出院回家後，她很快便明白，家中三人無法自己活下去，由小至打電話聯絡外界、起居飲食，以至接受跟進治療都不能自理；她不能坐視不理，在假期結束後離開讓他們自生自滅。對譚蕙芸來說，當時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帶他們一起回去，在香港由她全權照料。「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辭工回來，我想父母也不會想我辭工，我真的很喜歡這份工作，這份工作給了我很多滿足感，還有收入，是我個人身份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見過一位中年女性為照顧家人辭職，她覺得自己犧牲很大，一旦照顧過程有不快，就更感委屈，認為付出未被欣賞，令關係更緊張。」

然而父親並不認同這個建議，他不願回港也不願入護理院，甚至說死也要死在3,000呎的大屋裡，令譚蕙芸非常難受；因此她認為身為照顧者，最困難的並不是照顧，而是怎樣去和被照顧者達成共識。「我覺得最難不是照顧他們那些事，而是他們不認同，那一刻才最恐怖；作為女兒，我願意給他們一個選擇，帶他們回香港盡力照顧，他們的反應是個個都不喜歡，三個人一起罵我，結果要花很多精力去說服他們。你也可以很被動地說，這個責任和自己無關，但我接受不了，然而，你承諾接他們回香港，就好像要為之後發生的事負責，這種壓力很大。為甚麼他們沒有早日策劃去應付今天的事？為甚麼老病的挑戰，最後只有我一個人來面對？」事實上，在還未回到香港前，作為照顧者，譚蕙芸已飽受壓力的煎熬，需要接受心理治療。

譚蕙芸哥哥獲獎的藝術品，
圖中黑色代表了一個睡覺者，
貼了一個多倫多公車代幣，
喻意帶睡覺者離開。

譚蕙芸稱《家鎖》的結局本來定格於此，她認為自己提供的方案是真的「做出業績」來，但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是，她回港後將哥哥多年的藝術作品，讓視覺藝術家白雙全分析，後來作品更參加了白雙全籌辦的藝術比賽，哥哥成為入圍十強藝術家，有四幅作品更在2025年巴塞爾藝術展（Art Basel）中展出，哥哥被邀請到大會中領獎致辭。

譚蕙芸表示自己從來沒有想過會這樣，截稿前在書中補了這一章。「我寫這本書從來沒有計算過甚麼，只是想將家庭的經歷記下來，哥哥獲獎也是因為我要寫書，很想好好理解他的作品才找白雙全；他獲獎對我們一家都很重要，哥哥的一生總算雁過留聲，不是匆匆而過，他在這個世界存在過，值得一個認同，對不對？父母也因為他獲獎而感到驕傲，這個轉折救了我全家，所以我覺得巴塞爾藝術展是一個神蹟，不是人可以控制或靠努力得來的。走這條路我常感到苦痛、委屈、孤獨，最後竟然有一件事超越你的想像發生了，就像告訴你，你的信念是對的。」

譚蕙芸和父親回流香港後所寫的揮春合照

陳筱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