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一樣的童年：上陣不離姊弟兵
號角月報加拿大版 二零二五年十月
上學兩個多月，認識了不少同學，課餘一起遊玩。清一色是男孩子，女孩子不屑參與我們粗魯的遊戲，我才不管這些呢！專心作癩痢頭們的首領、參謀和總司令。
校園中有一座大滑梯，架在一個有四條木柱圍起的木框上，是最理想的「監牢」。我站在滑梯頂的平台上，把繩環拋出去，將四散的嘍囉索住。阿Dee把他們關進囚籠，玩得高興時，忽然想起應該回家，二話不說往家直奔。可憐「敵人」的家人們要四出尋找，才能把囚犯釋出監牢，帶返家中。飯後，天開始陰暗，是剷除外患的好時機。我們五、六個義勇軍，身懷武器—綁上橡皮圈的樹椏叉，袋中小石子是向敵人（動輒就哭啼，投訴被欺凌，心靈易受傷的「薄皮」女孩子）發射的子彈。她們在我心目中毫無地位，必須受懲！
內街有許多矮叢，我們躲在後面，找尋適當時機剿敵。我們呼叫她們的名字，主角就跑出二樓的露台，尋找聲音的來源。我們趁機向之發彈，他們的老爹聽到喊叫，跑出來大叫：「誰作的好事？」我們立即蹲下，對方雖高臨下，卻看不清楚，只得作罷。
和童稚時住過的梧州和廣州灣相比，汕頭一切都多姿采。當然八、九歲的我對生活的經歷和體驗「成熟」多了。《聖經》的「話語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」慢慢離開我，將自己的快樂建築於別人痛苦上的心態也逐漸收斂，反而對前路充滿期盼和好奇。
詹維明
